電視劇《都挺好》幾乎每天都在上熱搜，可熱搜里的明明是“都不好”。

蘇母的突然離世，讓蘇家的崩塌一發(fā)不可收拾。蘇父和兩個兒子的剪不斷理還亂，讓“明事理女團”的“善”更顯岌岌可危。千頭萬緒之中，一個從根子上就有問題的原生家庭讓人們感喟又感懷。不能說人人皆能從這部劇里實現(xiàn)普遍共情，但這些擺到臺面上被盡然剖開的現(xiàn)實裂痕，多少能讓每個置身中國式家庭之中的觀眾有所投影。

家庭倫理劇要成為“社交貨幣”不難，難的是要依托于一個母題源源不斷地產(chǎn)出二次議題，這在近兩年的電視劇市場中并不多見。上一部做到這個熱度的是《歡樂頌》（然而這部劇歸屬于更大的都市劇品類內(nèi)），劇中“五美”的群像式關系也為話題發(fā)酵創(chuàng)造了更多維度的可能性。相比之下，《都挺好》的刷屏熱議，更顯聚焦，總體著眼在一個看似新鮮的老問題上——原生家庭。

放眼世界，對于作為社會小單元的“家庭”的審視，恐怕沒有什么國家比中國的狀況更復雜。一個中國式家庭的對內(nèi)或者對外交往，各有各的幸福，也各有各的不足為道。而對這一現(xiàn)實狀況進行觀照的家庭倫理劇，也在過去幾十年中方興未艾，較之國劇總體市場的規(guī)模始終可觀。

千禧年可視作一處分野，在此之前的家庭倫理劇大都是原生家庭范疇內(nèi)的探討，轉(zhuǎn)型社會所帶來的家庭震蕩足以構(gòu)成充分的戲劇濃度；而在電視劇《牽手》熱播之后，再生家庭或言次生家庭的危機，則成為劇作熱門。兩條線索撐起了十多年間家庭劇的主要話語：一是“新生”家庭的婚姻危機，以《蝸居》為典型代表；二是“新生”家庭的“新生”親情關系，以《媳婦的美好時代》為標桿，關于婆媳關系的敘事占據(jù)了長時間的主導地位。

若是能理解一個階段以來中國家庭倫理劇的熒屏主調(diào)，就不難管窺“原生家庭”這個老生常談的社會議題緣何能在《都挺好》之上解出新意。無論是蘇大強在久久壓抑之下觸底反彈的極端自私，或是蘇明哲狂妄的偽善以及自以為是，還是“巨嬰”蘇明成的劣根性，這個受到男權(quán)凝視的“傳統(tǒng)”中國家庭，可以說包裹著重重危機，一點即燃。而這種貌似不新鮮的探討，也在實質(zhì)上生成了一種重新復歸社會結(jié)構(gòu)基本面探討的重要價值：對于被付諸倫理傳統(tǒng)和殘酷現(xiàn)實雙重底色的中國原生家庭，究竟應當如何自處？失衡的犧牲與奉獻，以及似乎不言自明的“打斷骨頭連著筋”，在今天的社會語境當中又該如何被重新審視？

這些是《都挺好》構(gòu)成“熱點”的邏輯起點，也進一步延伸出了其更值得去開掘的其他社會學意義：對這個原生家庭背后失衡的權(quán)力關系所展開的批判與反思。

有人用“這個家庭沒有愛的潤滑，完全靠權(quán)力維持”來描述蘇家的運行邏輯，遂之可帶出一系列新的思考：以大嫂吳非、二嫂朱麗和女兒蘇明玉為代表的劇中主要女性角色，在這個家庭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父權(quán)規(guī)訓，在某種意義上暗合著蘇家“重男輕女”的偏頗傳統(tǒng)。這些總體正面的女性形象，在傳統(tǒng)家庭劇里不多見，也反向呼喚著真正明確、平等的性別權(quán)力關系亟待在這個具有縮影性的家庭里重生。

主體形象“缺席”卻幾乎貫穿全劇始終的蘇母形象，則成為家庭里為吃重的家長權(quán)力，而寄托在一個女性身上的對男性權(quán)力的倍加推崇，則把這種不合理的倫理傳統(tǒng)推至高潮；家長對蘇家3個子女的規(guī)劃式培養(yǎng)，充滿著武斷與蠻橫，教育權(quán)利的不均等支配則代表了另一層面的權(quán)力失衡；隨之帶來的子女間糾葛，在長久以來未得妥當處理的狀況下，又被放大為影響更甚的社會矛盾。他們所面臨的拷問，早已不是一個家庭內(nèi)部的小打小鬧，儼然波及更普遍的社會關系層面。

所以，觀看《都挺好》的過程會讓人感到顯而易見的壓抑和郁悶。來自原生家庭更深層的現(xiàn)實痛點，帶來不同程度的“撕裂”效應。甚至也有人對此加以批駁，溫暖又明亮的現(xiàn)實主義題材為什么會顯得如此風雨飄搖？但在當下如此多“不痛不癢”的敘事當中，《都挺好》所揭示的殘酷或許才是這部劇可貴的意義：被熱議的“原生家庭”、直擊痛點的權(quán)力規(guī)訓，被放置到大眾面前，其重要的價值是幫助“脫敏”，而不是讓人們陷入更深切的恐慌與焦慮。

       來源：中國青年報